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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警察故事 口供点样落?

2020-08-09 116 views 255
2015警察故事 口供点样落?

「唔係事必要你讲,除非你想讲,所讲有可能用笔记低及用来做证供。」若有警察问到,无犯事者,没有律师陪同,到底讲定唔讲?美林邨老翁放狗被杀案,警方早前错拉智障男子,单看笔录口供,事主对答完整,能讲出地点、动机、「推咗伯伯落地」等重要线索,但上周三,事主家属召开记者会,公开录影声带口供,终于揭示,原来事主只能重覆警方问话,有时说话细声得难以听见,部分回答内容更是前后矛盾。

对于警方所记录的证供,笔录口供和录影口供明显前后不符,事件相当可疑。即使一个普通市民,对落口供的过程细节,也尚且不知,何况是有语言障碍的人士?关埋房门录口供,就是肉随砧板上,冤案反映警方查案程序上有不少问题。法政汇思成员及大律师石书铭,擅长处理刑事案件,前线经验丰富,他认为警方落口供的一些程序,并不能保障疑犯应有的合法权益。听他解说才知道,有些刁钻位、暗角位,一般人不可能知道,新手律师也未必能拆解,必须见招拆招。

 「唔係事必要你讲,除非你想讲……」

这句话电视和警匪片讲得太多,人人听到麻木,石律师指出,这是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却是很重要的地方,「假设一个正常人,在现场被警方截查,警方会先展开一些对答,如案发时身处哪裏,若警方对答案有所怀疑,就会立刻施行『警诫』。」当事人被警诫之后,所回答的一字一句都会被记录成为证供,更有可能成为入罪的重要证据。就这次美林邨案为例,警方在5月2日周六截查事主,笔录口供提到,当事主提及「推咗伯伯落地」后,警察便有所怀疑,根据调查程序,警诫事主﹕「我有理由相信你喺边度犯了谋杀,唔係事必要你讲,除非你自己想讲,但係你所讲的事,可能用笔写低及用来做证供。」笔录口供显示,警方在现场总共警诫事主两次,然后将他拘捕。

2015警察故事 口供点样落?

石律师解释,两次口供前后记录不符,警方未必有意「砌生猪肉」,但明显是处理手法有问题。依他经验所见,警方在现场截查事主后,可能会在警车上或回警署后补录口供,将当时理解到的对话,记录在他们随身携带的警察记事册中。于是便得出上述完整的笔录口供,虽然不知笔录实际情况为何,但可以想像,事主当时的表现应该跟录影一样,答案零碎。问题就在于,「当警方开始有对话时,应该意会到这位人士并非正常智力的人,应该要小心处理接下来的调查工序,就算警方目的是想尽快完成调查,将犯人缉拿归案,也需要在调查期间,不论受查人士的智力正不正常,都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保障。」而最安全的做法,在一开始应事先通知其家人。石律师也曾处理过,牵涉未成年人士、残疾人士或长时间滥药者等vulnerable suspect的案件,如长时间滥药者,即使在不滥药的情况下,精神状况已受影响,警方如何在调查期间,一方面可进行调查,同时可保障这个人的权利,做法必须特别注意。而这次案件,警方在周六拘捕事主,周一已控告他谋杀,其间是否有向律政司提交证供请示法律意见,石律师认为在这幺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明显仓卒定案。

 落口供前,请不请律师?

当警察将受查人士带回警署后,会带到警署的值日官前,让值日官记录拘捕了何人、发生何事、检取了什幺证物,然后警察会给受查人士发一份「羁留人士通知书」。石律师指通知书上,会列明受查者的权利,如寻求法律援助、通知亲友、获供应食物与饮品、获安排接受诊治等,每一间会见室的墙上,亦贴上A3放大的通知书。有些警员会向受查者宣读一次内容,但更多的只是询问受查者明不明白后,便请你签字,很多时受查者未有细读条文,而普通市民又和警察接触有限,未必知道自己的应有权利,也不知如何应对。

在落口供前,受查者有权要求法律援助,即是见律师,但石律师听到更多的内部情况是,警察向疑犯所说的言论,存在很多问题。有些警察会说﹕「请律师好贵架喎,又要搞好耐,你等律师嚟都几个钟头啦,都帮唔到啲咩嘢架喇,想快啲返屋企的话,就依家落口供啦。」又或「很小事啫,最多咪罚钱」,甚至有时会说﹕「唔会有案底嘅,认咗佢嘅话,我哋会帮你求情。」等等。于是受查者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贸然说出不利自己的供词。

另一方面,虽然通知书上有写明﹕「获提供一份由香港律师会公布的律师名单。」但名单是受查者要求才能取得,而且一般人不知道聘请律师费是多少,若遇上周末或凌晨时分,根本无法联络师律。这些程序,石律师认为是与《基本法》第35条有所牴触﹕「香港居民有权得到秘密法律谘询、向法院提起诉讼、选择律师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在法庭上为其代理和获得司法补救。」秘密法律谘询,即是指单独约见律师,《基本法》上写明,任何人有权选择律师「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现时的羁留人士通知书和法律援助程序上,却不能达到这一点。

 深入「敌人」阵地

他曾经试过,受事主家人通知,到达警署之后,警员竟然向他说﹕「当事人不见律师。」或採取拖字诀,但在等待过程中,当事人有机会已经在落口供,律师便完全帮不上忙。经验浅的律师,便可能真的等上几小时,但历练丰富的他,应对方法是,他要求不相关的警员将当事人带到他面前,当面说明不需要律师,但也曾试过,当事人出来后说﹕「我要见律师。」也有警员仍然留难,不带事主出来,石律师还有方法,就是警署裏的值日官,手上会有一本「流水簿」,记录警署发生过的事,他便要求见案件主管,让值日官在簿上记录律师的到达时间,和要求见当事人,若裏面真在落口供,有需要便可对照供词上的时间,用以证明律师到达后却不获接见当事人。石师律说起他的师父曾教过﹕「到警署做法律支援,其实很考功夫,因为是深入『敌人』的阵地,有个坑在那裏,如何确保当事人的权益?所以最重要是要见到个客。」他说很多时律师都能见到当事人,但若遇上问题时,便要懂得处理。更离奇的一次是,他从未到过该警署,素未谋面的警员在事主面前,突然跟石律师拍膊头热情打招呼说「很久不见」,他事后要跟事主解释,他唯一职责就是维护事主的利益。

去年10月佔领期间,石师律替被捕者当义务律师,有一次在旺角警署,遇上同样问题,事后事主出来告诉他,在等落口供的时候,有警察在裏面大闹被捕者﹕「一个二个搞搞震,又要律师嚟,阻住晒,叫律师来都无用架喇,要告你咪告你啰!」石师律得悉后,便向在场警员索取该名警员的警员编号,怎料在场数位警员又阻扰说﹕「係边个?唔知你讲紧边个喎?点叫佢出嚟啊?咩事啊依家?」于是他又向值日官要求记录,更直接以律师身分投诉,才取得警员编号,让当事人决定是否向投诉警察课跟进。「警方的心态,可能是正邪之间的恶斗,他是正,你是邪,你梗係有啲问题,他要拿到证据」,所以警方难免对人有怀疑,而不是着重维护疑犯权利。所以被捕后有律师在场,是较好的方法,一来能保障自身权益,二来警员也会稍有顾虑。

 我无嘢想讲,会不会阻差办公?

若然当场被警诫,或在警署要开始落口供,在律师未到或没有律师时,又听到「唔係事必要你讲,除非你想讲……」那怎幺办?「任何一个人,其实警察问你问题的话,你可以不答他,除非是查看你身分证,便一定要畀。但若是协助调查,是不需要回答的。因为如果答了,就可以拿来做证供。」但只是回答「我无嘢想讲」,不会被控阻差办公吗?「不会。」石律师说,在警署羁留时,警方如一般在48小时内没有足够证据,便会自动放人,若仍需要调查,警方便会有后续的程序。但面对警察查问压力之下,也曾有人听了石律师的解释后,认为自己没有犯法,觉得不妨一五一十回答,但原来很多时,你不知道协助调查,是以「证人」还是「疑犯」身分落口供,提供资料之后,有可能会被怀疑。石律师有需要时,便会要求暂停口供程序,建议再和受查人商量,或再约时间录口供。之后他让受查者向他单独说一遍事发经过,或直接写出来,再建议受查人可以如何表达得更好,才将口供交给警方,以保障受查者的权益。

 签保守行为,可以不留案底?

假若一切证据确凿,警方正式落案起诉,上至法庭,还有转圜余地吗?石律师解释,事实上,在比较轻微的案件上,若作为辩方,可以向控方提议进行「不提证供起诉」,若控方答应放弃将证供呈堂,不再追究,控方或会同意让犯人「签保守行为」。而在法庭亦同意之下,便可作出此决定,而被告将不需留案底。「签保守行为」用以制约犯人,在担保期内,犯人承诺遵守法纪,若违反便需缴付判处时定下的担保金额。如犯人属初犯,或一时冲动,这是法庭给予的最后机会。石律师说,他在处理佔中示威案件时,也有遇到类似情况。

 警方调查程序应修改 倡当值律师服务

如何避免弱势人士蒙冤受屈?在家人或院舍方面,石律师提议可为智障人士準备一张随身资料卡,写上家人联络方法,即使智障人士被截查,警察仍可与其家人联络。若智障人士被拘捕,警方也应马上联络其家人,若有社工到场更好,因其也有专业训练,但最好是能寻求律师协助,像这次案件,在落口供时,因着事主的状态,律师其实可以要求停止提问,由警方以其他方法取证,或能避免是次冤案发生。

另一方面,石律师认为,警方的「羁留人士通知书」,在受查人寻求法律援助的程序上,对于有特别需要者,如智障人士、未成年人士等的保障不足。现时在裁判法院和入境处的酷刑保护声请上,可让经济有需要人士,得到「当值律师服务」的援助。而经过此次案件,他建议在警署落口供的程序上,可将「当值律师服务」伸延至这些有特别需要的人士,让他们得到初步的法律意见和协助。

文图__李宝瑜

编辑/梁咏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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